1966年6月，離高考還有一個月，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洶涌而至，心心念念的高考倏忽間就海市蜃樓般地隱滅了。
1968年底，在校的老三屆畢業生都離校了，我被定為留城待分配的“預備工”。說是待分配，但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當時沒有哪個單位敢要我。1969年秋天，市衛生管理所（現環衛處的前身）到我所在的街道招收垃圾清運工。我以為這工作既臟又累，憑力氣清運垃圾總可以吧，就找到街道管勞力調配的人報了名，滿心以為能成。幾天后，其他報名的人都去上班了，只有我沒有接到上班的通知。經過打聽知道，研究到我的時候，管勞力的說：“他還想去？那里剛清理完階級隊伍，他去了，人家還得再清一遍嗎？”后來，為了生計，我只好到當時的街道搬運隊與所謂“戴帽”“摘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們一起拉起了地排車。1970年，我進了街道的一個小工廠，算是有了棲身糊口的地方。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正式播報了恢復高考招生制度的消息。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搞好大學招生是全國人民的希望》的社論。此消息一出，在當時寒冰初融、百廢待興的中華大地上，不亞于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強烈地震撼著整個中國，喚醒了千千萬萬熱血青年。10年的浩劫終于結束，10年的渴望和企盼終于成為現實！大街小巷一片歡呼雀躍。我認為對于國家和民族而言，恢復高考是天大的好事、幸事，選拔精英，早出人才、早出成果，振興中華，實在是英明之舉！但對于自己而言，卻并沒有特別的高興，一是因為女兒剛幾個月大，正嗷嗷待哺；二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那塊陰影始終籠罩著我。另外，從聽到消息到考試，只有不足兩個月的時間，高中階段那么多的功課，已經撂下了11年，況且已經到而立之年，早已不是念書的年紀了。這時，廠里的小青年們，都勁頭十足，醞釀報考，著手復習功課。他們在復習的過程中，知道我是66屆的高中畢業生，所以有不懂的問題都來找我，對于他們的問題，特別是數理化方面的幾乎沒有我解答不了的，這讓他們很吃驚， “我們提出的問題，沒有能難得住你的，你不報考，太可惜了。”當時東山公社（即現東山街道辦事處）管教育的兩位老師也對我說：“無論從哪個角度說，你都應該報考。往大里說，你要聽從國家的挑選，國家現在多么需要人才呀，你不報名，不覺得慚愧嗎？往小里說，你就甘心這樣過一輩子嗎？”大家的一番番“煽風點火”，使深埋于心底的那一撮“死灰”又閃現出了復燃的星光。
直到報名截止的那天下午，我才到公社交上了兩張照片和五角錢的報名費，正式地報名參考。報完名，就立即回家翻出浩劫之中始終珍藏著的當年高中時的所有課本，這在當時是極其珍貴的。這時離考試僅有半個月的時間了，復習只能放在夜晚。每天一下班，騎上自行車飛也似地回到家，飯也顧不上吃就捧起了書本，等妻子做好了飯，胡亂地塞飽肚子，立刻就做習題。夜里實在困了，舀點涼水洗把臉，一直到凌晨一兩點鐘，實在困得不行，才到床上打個盹。12月初，離考試只剩下幾天了，很忐忑地找到領導，說平時攢了一些班，能不能回家集中復習一下，領導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我被領導的理解和支持深深地感動了。
12月9日，全國570萬考生終于走進了被關閉11年的高考考場。
考試分兩天進行，第一天上午考語文，下午考理化。語文卷子只有三道題，文、理科用同一試卷，理科只做一、三題，第一題是作文，題目是“難忘的一天”，第三題是關于“鷸蚌相爭”的一段古文翻譯。想不起當時是出于怎樣的思考，寫作文的時候，寫了出徒的那一天，這雖然算是難忘的，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應該算是“跑題”了。下午考理化，我顯得比較輕松。物理、化學的內容各占50分，化學的題目在我看來比較容易，很快就答完了，物理也沒有特別難的題目，只有一道5分的小題目，沒有回答。事后得知，除了這道題，其余的地方沒有被扣分。第二天上午的政治，可能是考得最慘的了。在我看來， “政治”完全就是翻手云覆手雨，完全沒有什么科學、真實可言，所以就沒怎么復習，但對其中諸如遵義會議的召開這樣的題目還是很認真地回答了。下午考數學，也是得心應手。題目涉及到了代數、幾何、三角等幾乎所有高中數學的知識，雖然相對于現在的考試內容，題目比較簡單，但在當時還是有難度的。當時好像很亢奮，做上一道題時，腦子里同時又在思考著下一道題，突然對下一道題有了思路，就馬上做出來，效率出奇得高。離交卷時間還有半小時，我已經檢查過一遍了，事后得知，其中一道題目保留的小數點出現了一個小錯誤，整個的數學卷就因為這個小數點扣了1分。考試成績公布了，我的總成績在當時煙臺市（現在的芝罘區）1000多名理科考生中位列第11名。僅僅復習了不足半個月，能得到這樣的結果，我感到非常欣慰。
1978年的春節之前，許多考生都陸續接到了入學通知書，我卻“竹籃打水”空歡喜了一場。春節期間，聽說66、67屆高中生中許多考試成績不錯但年齡偏大的也沒有被錄取，大家忿忿不平，不斷地上訪申訴。后來，因為類似情況較多，山東省又擴招了2000人，但因為各高校的住宿條件有限，如果要上學，只能選擇自己能解決住宿的大學走讀。這可把我難住了，煙臺以外，我沒有任何親戚。恰在此時，煙臺師范專科學校給了我一封征求意見的函，問我是否愿意到校學習。我左右為難，不去，可能這輩子就永遠不能上大學了，去，說心里話，對此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同時也與我報考的初衷相去甚遠。這時，公社里的兩位老師對我說：“機會難得呀，今后你還能有機會嗎？再說了，你為什么要報考，不就是要為國家多做些事嗎，不就是要徹底改變自己的處境嗎？”我豁然開朗，馬上回信表示同意到煙臺師范專科學校讀書。
終于，我有幸成為了當年全國被錄取的27.3萬新生中的一員！
在正常錄取的同學們上了一個月的課以后，我們幾個擴招的走讀生才走進夢想了12年的大學課堂。因為我的數學成績較好，被分在了數學系。畢業后，我留校任教，從一個清運垃圾人家都不愿意接收的“人下人”，一下子就當上了大學教師。我的人生翻開了全新的一頁，我的命運從此發生了顛覆性地改變！
今天，我們回顧40多年前的那場“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高考，不僅僅是為回憶一下當時的歷史過程，而更應該深刻地思考，由這場考試留給我們的究竟是些什么。
可以說，這次不同尋常的高考，它不僅僅是對570萬考生的一次考核，也是對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一次考驗，它所改變的不僅僅是我們這些當事人的個人命運，從歷史的眼光看，它更應該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次“諾曼底登陸”，由此拉開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大變革的序幕。它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恢復”了一個高考制度，更在于它徹底扯開了十年浩劫留在人們頭腦里的思想桎梏，在于通過全社會高度關注的高考猛烈地抨擊了當時政治路線上的“兩個凡是”和教育戰線上的“兩個估計”，讓中華兒女重新燃起了民族復興的希望，給無數的有志青年提供了一個施展才華報效祖國的嶄新又廣闊的舞臺，讓他們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這場高考的恢復，結束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災難，從此開始了全中國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征程。有人把這次高考稱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時代的拐點”。今天，我們冷靜地審視那一段歷史，也覺得并非言過其實，因為它不僅僅從此改變了中國這個泱泱大國無數人的命運和前程，而且它對中國乃至世界發展軌跡和進程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40多年前的那一場高考，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歷史成就。
難忘，那改變了歷史與命運的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