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全國各大院校、中專學校陸續開始恢復招生，采用“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方法，被錄取的學生多是工農兵知識青年。這讓我們這些農村回鄉知識青年看到了一線希望。盡管依靠推薦上大學的希望很渺茫，但那畢竟是唯一一條離開農村到更大舞臺發揮才智的通道。
1975年高中畢業后，我就決心在農村干出一番成績，為打開上大學的通道加分。大學夢激勵我在農村竭盡全力埋頭苦干，備嘗艱辛。兩年過去了，就在希望變成失望之際，1977年國家改變了推薦上大學的做法，恢復了高考制度。次年，經過高考，我有幸邁進了大學的校門。
上世紀70年代的農村生活還很苦，如何改變自己的命運是我想得最多的問題。在農村雖然可以吃上飯，但地瓜是主糧，一年中除了春節的那頓水餃外就很少見到肉。記得那時在生產隊勞動間隙，大家說過最多的一句話是：“如果每天能吃上一個蘋果，那就是共產主義了。”不少人投親靠友去東北，并在全省形成了一次規模不小的“闖關東”高潮，為的就是天天能吃上米面。
那時的農村，勞動強度很大，一年到頭只有過春節才能休息3天。正如一句順口溜描述的，“干到臘月二十九，吃了餃子就動手。”春節吃完那頓令人回味的餃子就要復工，頂風冒雪去整地改土，翻“大寨田”。那時山東各地喊的口號是：“白天晚上連軸轉，三年建成大寨縣。”冬季晚上，全體社員往往要挑燈奮戰，搬運土方，平整農田。有時公社調動多個村莊勞力參加的各種會戰更是熱火朝天。現在大家看到許多地方的梯田，層層繞山轉，蔚為壯觀，就是那個時候修的，這為農業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那時農村最主要的運輸工具是手推車，地里施的土肥要靠人推進去，地里長出來的所有東西要靠人推回來。生在農村沒有選擇，臟活、累活都要干，面朝黃土背朝天，汗水落地摔八瓣，一天掙10個工分，到年底核算時，僅折算為五六毛錢。一家人吃穿住用的花費都靠每一天的辛苦勞作來換取。
我不甘心就這樣在農村生活一輩子，希望以自己的苦干創造條件，爭當公社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得到上大學的機會，成為工農兵大學生。這個夢想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支撐著我在農村起早帶晚、沒黑沒白地勞作。那時的高中畢業生在農村算是有文化的人，我回鄉后不久就做了大隊的農業技術員，經常參加公社舉辦的科學種田活動。后來，村里買了臺發電機，我用在學校“開門辦學”時學到的相關知識當上了電工。大隊的一些文化宣傳之類的工作，我也主動承擔起來。1976年，我入黨后，擔任了村黨支部宣傳委員兼團支部書記，組織村里那五六十個青年搞義務勞動、辦夜校和春節文藝匯演。春節文藝演出的劇本由我來編寫，有快板、三句半，還有小呂劇。白天沒時間，只能晚上寫，春節前的兩個月拼得最苦，很少在午夜前睡覺，劇本出來了，還要聯系行家譜曲，組織演員和樂師排練，經常是通宵達旦，春節期間在村里演出后，還要到區片演出，并應邀參加公社會演。組織青年突擊隊搬石頭、修豬圈、清掃街道。那時候雖然很辛苦，但年輕力壯，倒也熬過了一年又一年。
幾年下來，我的大學夢雖然還看不到那一縷曙光，但心中始終存著那個希望，這個希望隨著國家大政方針的變革終于成真。1977年冬，我在山上測繪土地，為翻“大寨田”定標高，學校老師托人捎話給我，說國家恢復高考了，只要是高中畢業生就可以報考，聽到這個消息，我當時的心情真的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
從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到走進考場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因為我報考了文科，大部分知識都要背，如果到校聽老師講課就沒了背書的時間，因此我就在家里閉門背書。結果遺憾的事發生了，那年進考場的前三天，文登教育局下發了一頁紙的高考估題，內容估得挺準，能增加三四十分的成績，其中史地綜合考題中的“簡述中東為什么成為蘇美兩霸激烈爭奪的重要地區”就在估題中，這個題分值為30分，因為我錯過了拿那頁估題的機會，再加上也沒怎么重視其內容，因此，1977年我與大學失之交臂。
第二年伊始，公社發文同意學校舉辦高考復習班，我又走進了高中校門，開始了為期6個月的復讀。復讀除了復習高中所有的課程，還根據高考大綱增加了許多新東西。復讀是辛苦的，考大學的過程也是辛苦的。有兩件事雖然過去了40年，但我記憶猶新。一是校園內沒有復讀生的宿舍，只好在3里外的村子租了房子，在地上鋪了一些玉米秸稈，放上鋪蓋，就成了復讀生的“公寓”。上完晚自習，已是晚上10點了，我們還要在被窩里把一天學習的東西“過一遍電影”，記不準的地方就打著手電筒照著資料重讀幾遍，直到記熟，說不準什么時候才入睡。二是進考場前沒有父母跟隨，那時父母要參加生產隊勞動，沒時間陪孩子高考，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考點設在文登四中，考試時間是7月20—22日。夏天炎熱，中午難熬，睡一會兒讓頭腦清醒再進考場就顯得非常重要。由于害怕在臨時租住的宿舍小睡而誤時，我就在考場門前的樹下睡，心想入考場時若醒不過來，老師必會來踢我兩腳。還好，睡了十幾分鐘就醒了。
高考有語文、數學、地理、歷史、政治共5科，我考了312分，其中政治考分最高。當年，煙臺師范專科學校文科錄取分數線是300分，我的成績比分數線高了12分，就是這12分改變了我的農民身份，人生發生了質的變化。據統計，1978年全國參加高考人數為610萬，錄取人數為40.2萬，錄取率僅為6.6%。
恢復高考制度，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大轉折，也是我們這一代人命運的轉折點。我考上大學的時候是24歲，當時不限年齡，老三屆那批學生都在30歲以上。兩年后的1980年，國家規定過了25周歲不能參加高考。所以說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是幸運的，是時代對我們的眷顧。
1978年秋天，我和眾多的幸運兒一樣，無比自豪地走進了煙臺師范專科學校，真正圓了大學夢。值得一提的是，我所在的中文系78級共4個班級，招收了151個學生，其中文登籍學生36人，約占四分之一。當時煙臺地區所轄15個縣市，文登考上大學的數量首屈一指。六七十年代，文登的教學質量確實非常好，“文登學”之說并非杜撰。還有，因我們公社考上大學的人數在全縣排名第一，公社書記進縣城當上了教育局長，這也算美事一樁。
當今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安居夢、健康夢、求學夢、創業夢、成功夢等，這些夢想也許并不宏大，但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能珍惜改革開放的大好機遇，努力拼搏，自覺地把個人的夢想與國家富強聯系起來，在創造自己幸福生活的過程中為中國夢的實現添磚加瓦，那么人生定會意義非凡、無比精彩。
作者簡介：侯文才，男，1954年出生，山東文登人，魯東大學（原煙臺師范專科學校）78級中文系學生。畢業后在煙臺市政府機關任職，1993年下海經商，曾擔任過營銷總監、開發總監、總經理等職。
